老三届采访手记
呜咽的嘉陵江
秦岭深处的思念
知青之花
青春的早殇
黄土地的孽债
留守黄土地的人
《老三届采访手记》
呜咽的嘉陵江
拍摄进入11月下旬，是最紧张的关口，连续奋战一个多月，病号不断，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剧组碰到了困难。但剧组的每一个成员，依然是精神高昂，而且大家明白，这次如果打退堂鼓，鸣金收兵，那么二次出山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必须鼓起余勇，因为“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于是，1997年11月25日车又南进秦岭了。
下午2点多，到凤县凤州镇。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流经这里，宽阔的水面铺展开来，已具大江的英姿。在江北的山上，有我们准备拍摄的西安铁一中插队在这里的女知青朱林志，她为抢麦场遇山洪而牺牲了。我们的依维柯车上不成山，就在江中一座当年知青修建的铁索桥下，边拍空镜头，边等县里支援的吉普车。
铁索桥挂在清凌寒峭的江面上，铺的木板有些地方已没有了，朽断了，我们一行艰难地踏上去，桥马上剧烈摇晃起来，颤悠悠的心就悬了起来。这座桥当年被命名为“再教育桥”，是上山下乡运动留下的最鲜明而深刻的遗迹。我想，老三届这一代人，三十年风雨沧桑路，不就是从这样的桥上摇晃颠沛着走过来的吗?
车来了，没有路，就从寒峭的江水中开过去。一簇簇硕大的水花，哗哗地拍打着车子的前玻璃。为寻访知青留下的故事和印痕，水下有没有隐蔽的深坑？急流漩窝中凶险的莫测？这些已经全然不顾啦！为了减轻车载的重量，剧组就只能派我和摄影田文找了个向导上山啦，我们突然有了一种悲壮感。
山陡路窄，七拐八弯地簸荡着朝山上爬，这条小路很少走车，两边的杂树荆棘快把路堵塞了，只听车厢被树枝荆条划得刷刷响，不知漆面被划出多少道刮痕，司机不断地轰着油门，车哼哼着朝上爬呀爬，颠得我紧抓着车把，经常是头碰到车顶上，心跳像打鼓，手心攥的全是汗，山路之艰险，够叫人提心吊胆的了。
这是一次事前没有打招呼的行动，找不到人，扑空就麻烦了。谁知，空寂无人的秋山，小路上蹒跚而来一位老汉，向导一眼看去喜出望外高喊一声：“是高清玉他爸！”
真是太巧了，巧得天遂人愿般得神奇。原来老汉正是我们要拍摄的最重点的人物，他要下山，如果他再走上几百米，拐上一条不能行车的小路，我们就会失之交臂，而使这次有点冒险的行动毁于一旦。
老人是为抢救朱林志而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某部通讯班战士高清玉的父亲高显贵，已70多岁了，眼有疾，腰腿还硬朗，手里提着一篮菜蔬，正要下山走亲戚，听我们说明来意，老人二话没说，跟我们就走。于是，摄像田文忙下车扛着机子，镜头追着老人的脚步和崎岖的羊肠小路，抄近路朝朱林志、高清玉遇难的山沟攀登而去。
插队知青在田间劳动(柏雨果 摄影)
到了村子里，这里是西安铁一中知青当年插队的凤县凤州公社北山大队一队。这可是毫不含糊的真正的“上山下乡”？！这里依然是穷困破旧的山乡，时光仿佛凝滞下，知青30年前住过的房子，一排五间，依然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墙壁上残留着“广阔……”两个足有一米大的字，其余都被白灰粉刷掉了，不知这条标语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反正其余的字都随历史的风云消逝了。那斑驳落寞，褪尽红颜，空余在此的“广阔”二字，融入大地一片茫茫之中……
高显贵老人拿出一个玻璃相框，左是高清玉，右是朱林志，乍看去，像是一家子。其实不然，高清玉从部队回家结婚才三天，为救朱林志，他们俩一起遇难被洪水卷走了。朱林志毛笔字写得好，高清玉结婚那天，还代表知青为高清玉的新房写了一副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结婚写到“牺牲”，今天的年轻人，肯定想不通，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革命化，一切荒诞的事都可能发生，选用毛泽东诗词则是一种政治时髦。
在战士高清玉、知青朱林志牺牲处，西安铁一中知青在学习《为人民服务》，中间左4为高清玉的父亲高显贵、左6为孙立群。
谁知，才过三天，他们却阴差阳错一起“牺牲”远去了。于是，这副贺新婚的喜联就变成了追悼会上的挽联。冥冥之中，好像暗和着什么蹊跷似的，让人唏嘘，让人嗟叹！我是个并不迷信的人，此时却有一种陷入疑惑的茫然。
记得在西安，我们先行采访了和朱林志一起插队的同学孙力群、任小清几位，她们讲了朱林志遇难的经过：
“那是1970年7月20日，我们刚割完的麦子还堆在麦场上，突然天气骤变，雷声大作，继而大雨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没有任何人招呼，所有的知青都拼命往麦场跑，去抢场。那是为保住一年辛苦换来的收获呀！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场上的麦子都被顺利的抢回了。浑身都被淋湿的他(她)们，又冒着雨一个个急匆匆朝山顶的住处奔去。
“朱林志跑在最前头，没想到山洪突然暴发了，特大的山洪从山顶倾泄而下，和正顺着沟朝山顶跑的知青迎头相遇，朱林志一下被浪头卷住，身后边的同学刘立杭，上前抓她，只抓下披在她身上的一件棉袄，同时去抢救朱林志的解放军战士高清玉，一把抓了空，马上也被洪水卷走了……
而当我们今天面对着同样失去儿子的老人——高清玉的父亲高显贵，老人却说起当时朱林志的妈妈来时，他还去劝她：“贫下中农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知识青年。”
看着佝偻着腰，满脸布满深如刀刻斧劈般的沟壑、饱经风霜的高显贵老人，忍着悲痛讲述过去了27年的灾难，那忠厚朴实善良至极的老人一下在我的眼中放大了，无疑像是罗立中的油画《父亲》，这么逼真地凝视着我，走进我的心灵，啊！这就是中国勤劳善良的农民，这就是真正称得上伟大坚强的父亲呀！
高清玉和朱林志的坟在高高的山顶。
从荆棘草丛中爬上时，太阳已偏西，风更猛更寒了，人不停地哆嗦着，一是因为冷，二是激动得无法自抑。那高耸的墓碑是为高清玉竖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和为救朱林志而牺牲的事迹。后边是两座坟茔，分别埋的是高清玉、朱林志，坟茔的围墙已残破不堪，杂草从生，荒凉凄切。从山顶俯瞰蜿蜒南流，一线白练般的嘉陵江，风呼呼地刮着，像是嘉陵江水在呜咽，凤州镇陪同来的向导，唱起了上中学时学的纪念知青朱林志的歌，那深厚的男中音在风中颤抖着向四边荡去，“歌唱朱林志，知青的好榜样……”
朱林志的父亲，是位老革命，是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他生了三个女儿：朱毛志，朱林志，朱德志，意思是继承毛泽东、林彪、朱德，明显带着时代的烙印。可惜林志却去了，后来有人说起此事：“奇了怪了，怎么单单叫林志的去了。是否这名字没起好？！一年过后林彪也死了呀？！”当时我怕亵渎了英雄没有附和，虽然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胡联系呢？！”但我的凄凉得打着寒颤的心中已是茫然一片……
在追悼会上，朱林志的母亲决定让自己的大女儿朱毛志去继承妹妹的遗志，到凤县嘉陵江畔去工作，在西安采访朱毛志时，她动情地说：“我妹妹牺牲的地方，那里山大沟深，我和爸爸妈妈觉得她太寂寞了，我总是觉得她没有死，还活着，我就想去陪陪她……”
这样一陪就是十年，她是西安医学院毕业的大夫，她代替妹妹把高清玉的父母亲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着，她为有这样的妹妹而骄傲自豪。
三十年过去了，知青插队的山村，还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闭塞得有点与世隔绝，镜头拍着的仍然是毛驴拉磨，仍然是百丈旱井苦窖水，仍然是夏天闹水荒和那紧缠在老辘轳把上无望的井绳……
我低声呼喊着，我那人生悲惨的一代知青！
我那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思维竟一时转不过弯来，只有耳畔回荡缠绕着嘉陵江水那不绝如缕的涛声、呜咽声……
《老三届采访手记》
秦岭深处的思念
1997年11月16日，在宝鸡又发现新的线索，大家伙们振奋了。一批原宝鸡石油机械厂子校的老三届们，要到秦岭山中去探望嫁给了农民，至今仍留在偏远农村的同学吴香春，在《最后的知青》一集中补充这一例，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老三届》电视专题片总撰稿莫伸(右一)朱文杰(中)吴香春(背对)刁新宝(左)
新线索是几个撰稿的作家莫伸、渭水、商子秦在宝鸡广播电台作介绍电视专题片《我们老三届》热线引来的，经过接触，决定拍摄，这实际是独具慧眼的一次行动。
11月24日，起个大早，车就拉着宝石子校一伙老三届知青，直奔宝鸡县钓渭乡颉头村。这是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车跑了上百里，直插秦岭腹地。
“香春，香春。”随着一声声的呼喊，突然一声惊喜的答应声从一家窑院破门而出。吴香春趔趄着身子，慌忙奔跑着扑了出来，和从山坡上跑下的同学们相拥在一起。同学们对仍然留在农村的她，一直都惦念着，几乎隔上一半年就结伙看望她一次。这次来的人中有一位二十多年都没有见过的同学，大家让吴香春认，她望着这位打扮入时，身穿皮大衣的同学已难以认出，正发愣时有人说：“她是二妞呀！”吴香春惊异的眼睛睁大了，一下抱住二妞，嘶喊一声：“二妞，你咋来看我了?”一时她百感交集，痛哭失声。
我和商子秦怕闯入镜头影响拍摄，站在山坡上，此时也随着同学们的一片哭声，泪流满面，心酸得只有蹲在地上。我活了五十岁，能让我流泪的事已很少，平时心像结了茧，此时老知青们纯真的同学情谊已使我不能自已了。
吴香春哽噎着把大家让进家，她的泪水中含着喜悦。吴香春是宝鸡石油机械厂子校高六八级学生，她是唐山人，在东北长大，插队宝鸡县钓渭乡颉头村。由于出身不好，多次招工不成，后来嫁给了当地农民，生有二子一女。从她这一院房中，可以看出她的家庭的经济变化，前院是新盖的三间大房，其中一间是大儿子的，去年为大儿子娶了媳妇，新房的布置还依稀可辨，有新买的大彩电和家具，中院厦房已当厨房，想是前几年住人的，靠后崖是两孔窑洞，如今当了储藏室，老窑虽有点破旧，但保护得好还能住人，这肯定是二十多年前住人的了，这院房屋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风雨和香春的悲喜。
问起香春这几年的生活怎么样，她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去年，她种的十几亩苹果卖不出去，大减价也没人要，眼看要烂在家里，多亏了在城里工作的同学们，刁新宝他们拉了一汽车到宝鸡，同学们分一点，帮着推销一点，才使香春家渡过难关。“多亏了同学们，他们对我太好了。”香春说着，眼圈又红了。
“老天爷把我留在了农村……生活成这样子我也就满足了。”此时面对泪眼婆娑的她，透过她的神情，依然感到她精神的失落和寂寞，在这远离文明、远离亲友、远离同学的荒寂山村，扎根一辈子，完全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是太不容易了。生活的重负和单调的忙碌已使她异常憔悴，晒得黑黑的脸，深深的皱纹，和前来看望她的保养得很好的作为城里人的同学来比，那差别可大了，我只有在一旁轻轻地叹息：“活法跟活法不一样呀！”
问香春，才知道这里沟深路远，又不通公共汽车，一两个月都去不了一次乡镇，更不要说到县里，回宝鸡市了。我在想，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面对窗外的月亮，该是如何地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妹和同学呀!
一大帮同学来了，带给她的喜悦和安慰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她浑身上下焕发着东北人特有的热情，一会儿端出火晶柿子，一会儿端出花生、葵花籽，恨不能把农家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那股真挚热情，使我的心一会儿酸楚，一会儿又暖洋洋的。
同学们带了不少布料、衣服等礼物，知道山里缺菜，还从宝鸡带来了不少肉和菜，几个当年的女知青，一进屋就挽袖子动手，劈哩叭啦，风风火火干了起来。和面的、剁肉馅的、摘菜的、烧火的，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热闹的知青大院，办起了知青大灶似的，久违了的老插情，使得他们一个个都沉浸在相聚的欢乐中，进进出出的每个人脸上都溢着喜气，而把作为主人的吴香春倒弄得没事干了，只是眼泪巴巴地一个劲傻笑。
这是他们30年的情分呀!互助互爱，始终如一，去年香春的儿子结婚，他们也从宝鸡赶来了，如今跑进跑出的儿媳妇已挺着大肚子了。
与吴香春(右)和她的丈夫(中)合影。朱文杰(左)
香春进山砍柴的丈夫和儿子回来了，摄像马上跟上，一会儿抢拍驮柴的毛驴，一会儿又拍挑水的吴香春的健壮儿子。香春的丈夫是个朴实能干忠厚的汉子，我们高兴地一起照相合影。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对于这帮子知青，仿佛是迎来了什么盛大的节日般地兴奋与喜悦。对于我，更有特殊的意义，今天正好撞上我 50岁的生日。没成想我的生日会在秦岭深处的农家小院，和这么多老三届朋友一起过。我不能给大家说，怕影响了拍片子。可一碗碗端上来的臊子面正好成了我生日的长寿面，也是我吃得最香的面。今天，也是我过得充实、动情，别有意义的一天了。
这帮知青返乡看望老插友的组织者就是香春的同班同插一队的老同学刁新宝，他是宝石子校高六六届毕业生，如今又在宝石子校当老师。他们两口子都是知青，今天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来了，和剧组穿针引线的联络人也是他。刁老师是个热心肠，也是个有学养的有心人。
他保存着几十幅一尺二的大照片，全是六八年至七O年学校宣传栏上展览过的，当年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照片。如今，这珍贵的收藏快三十年了，有他们胸佩红花坐着大卡车、敲锣打鼓欢送下乡的场面，尤其还有一些当年的“上山下乡光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标语口号，都赫然醒目、刺眼。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浑身发热，似乎又回到那个荒诞的年代迷乱的热潮中去了……
回来的路上，商子秦不停给我介绍沿路的历史遗迹，那远处是褒斜古道，那是五丈原，那是葫芦谷，那是……这几个乡镇也都有历史，钓渭乡，明显指的是姜子牙渭河空钩钓王侯的典故传说。蜀仓乡不正是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的蜀军的粮仓所在地吗?还有魏延的前军扎营处，我一下陷入到更久远的历史深处丁。我知道在这历史的深远处，在这秦岭的腹地，有一个最后的知青成了这里的守望者……
下午，剧组从钓渭乡转战蜀仓乡东台村，拍摄从北京女四中辗转投亲靠友来这里插队，并自杀身亡的女知青——石芳。刁新宝的夫人王郁凤和石芳是一个队的知青。
事情发生在1969年，石芳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不满现实、发泄一点怨气的日记，被公社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无意中发现了。这一下不得了，揭发了石芳，并找石芳谈话，威胁石芳认罪，及交出同谋等。
年仅16岁的石芳，背井离乡一个人在这里插队，越想越怕，精神紧张得崩溃了，也怕连累家人及同样也是知青的姐姐，于是就关了房门，烧了日记和信件，服毒自杀了。一个年轻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悲惨地告别了人世，但仍不被当时的一些极左的造反派放过，说石芳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给石芳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对死人开了全公社的批判会，要求全公社的知青都要来接受教育。
给已经死了的石芳不开追悼会也就罢了，反而残忍地开批判大会，那种无人性的冷酷，真正的令人发指！此时的我感到胸中异常的憋闷，欲哭而无声。
石芳的父母也不愿再揭这滴血的伤口，所以至今石芳也没得到平反。
在石芳自杀的窑洞前，王郁凤泣不成声，一宇一句地哭诉着。
房东郭大娘领着我们到石芳的坟上祭拜，烧纸，她带着哭音低声诉说着：“石芳是个好姑娘，多么懂事，那瓶农药本来是用来除跳蚤的，谁知……”
接着，我们又到朱家滩当年批判石芳的会场的戏台子前，这戏台子已残破不堪，荒凉零乱，有一股凄凉冷森之气，给我杀机四伏的感觉，臆想中那戏台口，突然变成一只张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向我猛扑过来的野兽……
拍完这些镜头，正是夕阳西下时，似火红霞慢慢地罩上了黑幕，血染的太阳正慢慢地坠入铅灰色的暗夜中。
忽然，耳边仿佛震响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我似乎陷入了一种极度的伤感悲凄之中……
知青之花作者：朱文杰
当我们剧组的车停在褒河之滨的那座山城时，西安的知青力夫，讲了一段发生在山那边小村庄的故事.那是听了让人心酸的故事。
“下乡才一年多，一名女知青怀上了孩子，一时间引起轰动，舆论大哗，被老乡们嗤之以鼻，而知青们却群情激奋，让她交待怀的是谁的孩子?受了谁的欺负?生产队立即向上汇报，这种带有桃色的新闻事件，在那枯燥无味的1969年更是惹人关注。有关领导也多次找她，要给她做主。可她始终一言不吐，这一下舆论又变了，—下变成众口铄金之势。什么破鞋呀!坏女人呀！传说越来越离奇越来越难听，而她负隅顽抗的态度，也受到了批判和逼供，不给吃喝，不准睡觉，有些人还想着法儿折磨她。
“她终于挺了过来，拒不吐实，在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中顽强地把孩子生了下来。时间久了，人们也淡漠了。从此，孩子就在知青小屋里成长着，所有的知青都爱这个孩子，你抱我抱地逗着玩，别的队的知青们也翻山越岭来看这个孩子，拿出了当时极稀罕的奶粉、白糖什么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小生命给他们单调乏味的插队生活平添了无尽的乐趣．他们把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叫‘知青之花’。”
“知青之花”和“监狱之花”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从深蕴的内涵中，你能找到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受难者，你会感叹：孩子无辜，生不逢时。
力夫对我们隐瞒了这个年轻母亲的姓名和原先在西安的学校。他说，后来招工时，出身好但名誉不佳的她和表现好但出身不好的他，同时被分到了这个小城的县办化肥厂，使他和她有幸成为同事，虽不是一个学校，插一个队，但他慢慢理解同情这个形单影只、拖着一个小孩的她。很快同病相怜使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在一个无星无月只有雨的中秋夜，在她那不足8平方米的蜗居之地，她才告诉了我孩子生父的情况。原来，孩子的父亲也是位知青，而且已经死了，这使我震惊之余，一切对她的猜测都烟消云散了。
“那是刚下乡不久发生的事，出事的那天，下工后，知青们都回来了，而她却不见心中的‘他’回来，她不放心，在村口去等。他们在学校时已暗生情愫了，在下乡后孤独苦闷的日子，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终于爱的种子萌芽了。
“等了好长时间，才见他身披月光从小路走来，他对她说：‘队长请他吃饭，还喝了酒，让他今晚为队里偷一次水。’因为那年天旱，田里缺水插不上秧。她当时就害怕了，从社员口中知道，在水库提闸偷水是极其危险的，他是西安来的学生娃，虽会游泳，但水性不是特别高。让邻队看水的人抓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劝他不要去，可哪能劝得住。他竟说：‘老九上威虎山，还带了张联络图，咱们下乡也得给队里交上见面礼。’当时她被他那男子汉的豪气和勇敢感动了，那天晚上在小路边的竹林里，她就把自己交给了他。
“回到知青屋，她一夜提心吊胆合不上眼。天刚透亮，她就听到有喊声，猛一下，不祥的预感魇住了她。她拼命朝堤上跑，水库边已围满了人，真出事了，他浑身发紫发胀，躺在水闸旁的堤岸上，他死了，他是潜游在水中开启水闸时，被水的巨大吸力吸进了闸门，活活憋死的。队长正在对愤怒的邻队社员解释着。说这个知青游泳时误开闸门，不是偷水，一场可能爆发的争水械斗避免了。何况死了人，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刚下乡的知青会听队长指派，不怕死地去冒这危险。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之所以不说，就是不想让与自己相爱的人名誉受伤害，再说人死了，说也说不清。地坚决要生下这个孩子，因为是他们爱的结晶。在她被当做坏女人批判的日日夜夜，无论别人怎样歧视她，她心里都很平稳，虽是一时冲动，偷尝禁果落下的孽债，但她绝不后悔。
“说完这段往事，她已泪流满面了，她说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向别人倾诉。我劝她振作起来，为孩子找个爸爸，为自己找个家。她幽幽地叹道：‘爱过的人不再有爱了。’看来她的心已是一片爱的废墟了，我努力打消了自己对她的感情，没有进一步吐露当时萌发的对这个痴心女人突然产生的爱意……”
力夫讲的这个故事，被我写进了电视专题片《我们老三届》“浪漫与现实”一集。谁知这一集劫难多多，遗憾多多，很多好的素材就是拍不成。和力夫寻找知青之花的母亲时几经周折，在电话里联系上了。可是，她在电话那端语调平静地说：“对不起，我已当了外祖母了，过去的事，都不记得了。”“砰!”电话挂断了。力夫说，当时，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怎么没想到这是人家的隐私，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去揭一个备受磨难的女人的伤疤呢？这该是多么的残忍与无趣。
是的，看来难以拍摄了，连当年的知青之花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都快30岁了。放弃吧，谁也舍不得，于是无奈之下就安排一个老知青当故事来讲，这个故事就叫“知青之花”。
当剧组的依维柯车离开陕南那座小城时，忽然力夫不知从哪摘来了一挂半生不熟的拐枣。我刚把它送到嘴里，就赶忙吐了出来，那一瞬间的“涩”，使我嘴唇仿佛麻木了，肿胀了，口腔厚了一层，带着丝丝甜中的涩，久久不能除去。
谁知，换一个人来讲这个感人肺腑、辛酸苦涩的故事，保持不了原汁原味。电视片的策划张自力说：“怎么这样好的故事，这么一讲，像是给老三届人抹黑呢？！参与后期剪辑的渭水也说：“南辕北辙，全弄拧了，换一个不是亲身经历的，不是饱经苦难的人来讲，如何能讲出真味呢？！如何能讲出这段刻心铭骨的最真挚的爱情呢？！”
我知道这段片子拍失败了。本来嘛！这个故事只能留在记忆里，密封得越严实越好。就是今天记述起来也难免跑味，但文字上的事，不像电视一次性消费，可以反复咀嚼，姑且就让人们各自去感觉好了。
这些，但愿没有伤及到这对从苦难中走出的“知青之花”母子。好在这位老三届知青中遭遇人生最艰难坎坷的母亲，以她的坚强，以她令人无法想像的忍辱负重，和伟大的母爱，走过了青春，哪怕是被扭曲了的青春。因为每个人都有青春啊，而青春是无罪的！
《老三届采访手记》
青春的早殇
1997年 11月21日，由本片总策划张自力和我领队，与十几位在宝鸡插过队的老三届知青，坐上西安——宝鸡的特快列车，去看望和悼念死难的女知青金兰珠。这十几位老三届和金兰珠都是西安交大附中的同学，他们有的先后在宝鸡县晁峪公社南岔大队插队。金兰珠是在刚刚插队一个月零四天(1968年12月8日)时，惨遭杀害而牺牲的，至今已快三十年了。
为这次悼念活动，他们策划了几套方案，要制作一个巨型横幅，上书“深切怀念金兰珠同学”，并准备让左正同学在金兰珠的幕前朗诵一首悼念诗，当年在金兰珠的追悼会上就是左正朗诵的，可惜此时他在深圳赶不回来，于是临时换将，大家推举曾当过话剧演员的颜重生来完成这一任务。
在车上，陈静宜、裘锡渊拿出三十年前交大附中文艺宣传队的合影照，上有金兰珠。她能歌善舞，他们班在学校文艺汇演上演出的《洗衣歌》获得一致好评，金兰珠就是领唱者，同学们叫她金嗓子，1966年她已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如果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她很可能会成为一名歌唱家的。
照片中有当年他们跳忠字舞时拍的照片，一律的军装、红袖章、手揣红宝书。让人看着有一种熟悉中的自嘲。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被现代迷信控制的大脑使青春的花季变得盲目狂热而单调乏味。
车到宝鸡，仍在宝鸡工作的交大附中的老知青来了不少，一时间四十多人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些50岁上下已进入中年的人们，喜笑颜开，欢腾雀跃，那种老插重逢后的非凡热情，显然突破了他们各自不同艰辛生活的困扰和窘迫，超越了一般同学聚会的友情，真诚里有着回首往事、经历坎坷、大难过后的深刻省察。
人群中，有我的熟人，原交大附中初六六届的邢奎君，她丈夫曾和我一个单位共事，是西安二十六中高六六届的。他们在农村插队的艰苦劳动中恋爱，而邢奎君又是当年交大附中漂亮的几朵花之一，她和金兰珠同班，是跳《洗衣歌》时的领舞，其中多少浪漫事，我要在剧本中披露，他们都嫌怪，怕上电视出洋相而拒绝，我们只好相约再找机会。
歇一晚，11月22日，和已先期到宝鸡，紧张拍摄了一星期的剧组人员会师。于是，一行四辆车就朝秦岭西部山区驶去。
这是一个人迹罕至，面临封山育林的莽荒之地。坑凹路的颠簸还倒罢了，有些路段窄得连小车都过不去。一次，为搬一块挡路的大石头，几个人一用劲，只听哧的一声，张自力的裤档开了缝，正在抓拍的摄像高涛把此景也摄入了镜头，于是，气昂昂雄纠纠的张自力，一路上成了老同学取笑的对象及摄像敲诈的对象，只好夹着尾巴走路。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危险，我们只好放弃依维柯车，另外三辆小车拉着机器设备勉强先行，我和陈静宜、谢援朝、裘锡渊等十几位原交大附中的老知青们步行，向深山走去。
山幽林深，溪水淙淙，人进入寂静的大自然中，一洗城市带来的喧嚣与浮躁，尤其当年曾在这山路上多次跋涉的老知青们，更是心情激动，难以抑止，不时有人嘶着嗓子喊山：“啊——呵!我们又回来了！”只见四山回应，阵阵声波荡漾在叠嶂的峰峦之间……
村头的知青屋，孤零零遗立在那里，一派残损衰败的景象，四处荒草杂木疯长，被烟熏火燎的墙面黑乎乎的，模模糊糊还能分辨出毛主席的画像，这是当年知青的杰作，可惜在毛主席的额头上，破开了一个洞，这可能是从屋里向外接电线或挖烟筒而凿开的，在当年肯定是不得了的反革命事件。旁边还有花花搭搭。斑驳残留的毛主席语录，有人说，这还是张自力的手笔呢!
进到屋内，更是满目疮痍，墙皮剥落，角落挂着蛛网，炕已半塌，碎砖头烂垃圾堆了一地，一股腐霉味扑鼻，就是在这间黑屋，金兰珠惨遭杀害，一个20岁的妙龄少女，被夺走了生命。镜头对准金兰珠的遗照，历史掩盖不了她青春活泼的皎好面容。她被永远定格在这青春的瞬间。
张自力在金兰珠住过的知青屋前
张自力是在金兰珠死后，坚决要求到这里插队的，“踏着烈士的血迹”，是他们当时的誓言。如今，一腔热血已化作了缕缕伤情和痛苦的回忆。和金兰珠一起插队的同学向我讲述着这淹没了近三十年的悲惨往事。
知青在这里，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处于原始生存状态中的人。在这秦岭深山中的南岔一队，仅有的十来户人家(其中约一半家庭只有一个孤寡老人)来自六七个省份，这里有溃散的国民党军官，有曾参加过长征的红军逃兵。有流窜的土匪及躲避“清理阶级队伍”出身不好的河南农民，所谓的“贫下中农”成分极其复杂，并充满着愚昧和野蛮，加上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极“左”思潮泛滥，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些排斥外来户，宗族、宗派思想严重的人之中，那些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绝望和走投无路之中的人，肯定会有突然疯狂的变态，泄愤报复而把矛头对准知青的人。
金兰珠是知青组长，也是大队“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成员。她死前的那个晚上，还在大队开“清理阶级队伍”的会议。开会时，发现有人在偷听，追出来后已不见人影。
第二天，(12月 8日)金兰珠生病发高烧，在家休息，大约中午11点多钟，当照看她的一位女同学去上厕所回来时，发现金兰珠已倒在血泊之中，头上被砍了6斧头，无辜的她，生命之花就这样被残暴地摧折了。
西安交大附中在晁峪插队的知青悼念金兰珠
在山顶金兰珠的坟茔前，10米长白色的悼念横幅展开在深秋的残红里。群山含悲，老三届同学们手执横幅缓缓走来，“深切怀念金兰珠同学”九个大字，是他们的心声，整个悼念场面肃穆庄严，情伤意冷中颜重生动情地朗诵着那首悼念金兰珠的诗。
“一方石碑
矗起了一个永恒的姓名
一座土丘
掩埋了一个青春的生命
南岔沟
像一道深深的难以愈合的伤口
永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
一向以冷静、成熟著称的交大附中的同学们，此时谁也控制不了自己，一个个泪水夺眶而出。诗一句句撞击着他们的心弦，一句句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
告别了大山中的坟茔，同学们噙泪含悲依依沿着弯弯的小路走下山去，我一个人背对着太阳，伫立在一块巨石上，凝视着远方重重叠叠阴森黛黑的崇山峻岭，沉重的心一时悲凄交加，一个花季的少女，就成了这被吹嘘成新生事物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殉葬品。我们就要走了，一位知青的坟茔，永远孤独地留在这即将封山的荒僻之地。身边走过的人恋恋不舍地默念着：“金兰珠同学，安息吧！”
朝回走时，又是步行，半路上接我们的车到了，不然十多公里的山路真够走一阵的了。到段家磨大队时，已是日落西山。老乡们一拨一拨地寻来丁，认领着当年在他们那里插队的知青，有对面一条大沟里的，也有翻过一架山来的，他们拉着手说笑着，互相辨认着当年的知青，有的喊着小名、外号，那一片热烈的亲情，真挚而厚重。一时间，走的只剩下我们剧组成员和南岔一队的几个老知青了。
《老三届采访手记》
黄土地的孽债
到北京的第二天，王建勋打来电话，他已联系到郝海彦了。如今他的公司已不叫北京福瑞生物工程公司，而是改名为北京天象人生物工程公司。我一阵子高兴，总算落实了，因为郝海彦是为一个知青的女儿寻找母亲的主角呀!
那还是1985年5月的一天，在延安市宝塔山下的延河饭店，召开了延安地区北京同乡联谊会，讨论白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苍凉青春》，书中记述了嫁给陕北老乡的几位北京女知青的命运。当大家正在踊跃发言、争论时，会场角落里多了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身陕北女子打扮，一双大眼睛盯着讲话人，不时用手擦着泪水。我们惊奇了，哪来的?主持会议的人当众介绍：“她不是客人，是我们知青的后代，是北京知青的遗孤，她从洛川一个小山村来，是从街上听到广播寻来的，她叫王杨玲。”
王杨玲的父母是1969年到洛川插队的，插队的小山村太偏僻了，生活也实在是太艰苦太寂寞了。在这女人离不开男人，男人离开女人也活不下去的地方，求生的本能，使少男少女自然接近了，他们相依相恋，屈从生命的本能，终于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婴，偷尝爱情禁果结出苦瓜。虽说这里是文化大革命都几乎扫不到的角落，爱情遗忘的角落，但流言蜚语、辱骂指责，搞得其他知青在村里也抬不起头，而且恶劣的环境连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最后他俩只有把孩子送人。
一户陕北老乡收养了孩子，这个弱小的生命，在贫瘠的土地上，被长满老茧的手喂养大了。当贫困衰老病弱的养父母再也无力抚养她时，才把一切告诉了她，并拿出家中所有的钱——6元2角，让杨玲到延安，找她亲生的妈妈。会场上的知青都落泪了，并一致决定吸收杨玲为联谊会第574名也是最后一名会员，作为全体北京知青的后代，并当场为她募捐。
这是从郝海彦一篇报告文学《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中了解到的，我们必须要郝海彦本人来讲述这段故事。
这篇报告文学收入《回首黄土地》一书，这一书编得确实够分量，是我们看到的反映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生活编得最好的一本书。其中很多文章给我们提供了拍摄电视专题片《我们老三届》最好的选题内容、线索以及知青的联络网，结识了一批豪爽而善良热情的朋友。
该书的主编王子翼也约请到了，12月12日当我们来到花园村郝海彦的天象人生物工程公司时，才知要找的周强也在他的公司，从北京民政建筑安装公司调过来的，一时间成了老三届人的小聚会。大家见面好不高兴。王建勋说的好，人以群分，他接触联系的朋友都是肝胆相照、对脾气的人，他们都是热心肠，知青情结特重，只要一提是知青的事，怎么都好办。
郝海彦给我们介绍了还没调回北京时在延安帮助杨玲找父母的事。那时，郝海彦还担任着延安北京知青联谊会的会长。
“延安见过杨玲，一年后，我到洛川出差，又见了杨玲。在知青联谊会的关心帮助与延安地区行署安排下，已给杨玲农转非’了。在洛川县一个综合门市部当了营业员。我想见一下抚育过杨玲的老人，于是，和杨玲一起回了趟村子。村子名字怪怪的叫‘上操村’，大概是古代边地要塞屯垦戍边遗留下来的。杨玲家光景不好，住的是烂窑，熏得黑呼呼的，墙角一溜瓦缸在昏暗灯光下幽幽发亮。
“杨玲的养母看我来了，赶忙就做饭，拿起了个油壶，竖着控出些油来，炒了盘鸡蛋。吃饭时，除了鸡蛋就是一碟辣子，一碟盐，还有一碟是腌酸菜。杨玲的养母说到当年收养杨玲的情况。‘那年冬天，外村的北京娃不知咋打问的，把玲儿给抱来了。我原寻思，是个女娃，不要了，大城市的娃金贵，怕养不成。后来一打问，玲儿她妈也苦命，不知咋地就收下了。要说养这娃，遭的孽可就大了，硬是拿勺子把米汤一点点往嘴里灌，过了个把月，娃才解开张嘴。以后见天价挤一盅羊奶和一点炒面往口里喂。玲儿小学是在村上念的，娃懂事，下学常是抱回把柴禾稞子，忙着回家帮我做活。后来在老庙镇上念书，离村有四十多里。那时光景恓惶，不瞒你，自打有了玲儿，家里人谁也没吃过一个鸡蛋，小时候喂了她，上学就靠它换钱交学费了。’养母边说边拈起袖口抹眼角。
“杨玲15岁考上县中学，全村考上县中的女娃就她一个。可家里的日子更难了，养母的风湿性心脏病也加重了。半年后，杨玲辍了学，哭着回到村里，第二天拿起镢头下了地……这些凄惨伤心事，让我一阵阵心酸，望着玲儿养母皱缩着有着病容的脸，就说：‘你们一家为玲儿尽了心，就是她的亲生父母在，遇到这么多难处，怕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玲儿管我叫叔，我就替他们谢谢你们了。’
“说到寻找玲儿生母的事，玲儿有点激奋，‘我生母如果有良心，她早就该回来看看我，看看这个家，我从小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一打架别人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我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回来看我，我高兴地跑过去大声地喊着妈妈……。’而老人却制止玲儿，‘玲儿，咋能胡说呢，我寻思过，玲儿她妈也许有难处，她叔你代我找找看，万一找着了，让她妈把娃领走。’说到杨玲订婚的事，为给老人看病花了男方160元钱。玲儿养母此时激动地说：‘可我再穷也不能卖姑娘啊!玲儿要是不走，我咋是死也不能安生!她叔，我求求你了。’老人说着翻身跪在了炕上……”第二天走时，郝海彦留够返回的车票钱，将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悄悄塞在杨玲养父的枕头下。
“第二次，我是和周强、陈淑敏特地到洛川去看杨玲。告诉她，北京知青联谊会的同学为杨玲申请到一笔安置费，还告诉她，寻找她生母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已向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这半年多时间，我们三个人也在紧张地往返奔波在北京延安之间，寻找返回北京的路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每个人都活得很累，很难，就这样，为寻找杨玲生母不知跑了多少单位，有的已返京的同学也表示愿意收养杨玲。
“终于弄清楚了，杨玲的生父已于唐山地震时死了，母亲也是调了不少单位，目前在北京远郊昌平的一家工厂工作。1991年春节前的几天我和周强、陈淑敏三个人找到她的工厂。当她听到女儿杨玲这些年的事时，不由浑身颤抖着，手捂在嘴上哀哀地求告：‘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十天后，杨玲的生母给我来了信，主要意思是，‘读着女儿的来信，望着录像中女儿述说当年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十六年了，她极力想忘掉这件事，忘掉过去的一切，可做不到，她说，这伤已结疤了，都过去了，可又分明感到它还在流血。良心的谴责像一把把利剑剜着她的心。”
可是，结的疤还是被无情地揭开了，母亲的心在流血，女儿的泪在挥洒，一对分隔快二十年的母女终于见面了，悲剧终于朝喜剧方面演变，从苦难的深渊挣扎着爬出。
郝海彦在我们问起杨玲现在的情况时，说杨玲进京后，事情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是好是坏还难说清。跟着她生母过了一段，搞不好，又跟一位同情她遭遇的北京知青认了干妈，还搞不好，都闹僵了，现在也不知在哪里，和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你想，一个从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出来的姑娘，猛一下进了北京，如同进了花花世界，如同掉到蜜罐里，她的曲折的人生遭遇，使她性格已有些变态，如何能适应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呢?还有她的工作、婚姻问题，都是老大难，对她来说，人生的路如何走?还是一大考验。
郝海彦带着遗憾的表情说着，他英俊清秀的脸庞露出对杨玲的关心与爱护。我在心里暗暗赞道：“好人啊，海彦!”他的公司名叫“天象人”，他能悟得透这扑朔迷离变幻的人生吗?
采访拍摄完，我们剧组和4位北京知青到陕北宜川在北京开的招待所去吃陕北饭，王子翼曾在宜川插队，这个招待所就是他帮助宜川建起的。大家一起品尝浓厚陕北风味的洋芋渣渣、荞面饸饹、羊肉蒸碗，仿佛又回到了陕北，又回到了天高地阔的黄土高原。
“好人海彦”使我又想到了陕北还有一个“好人阳波”，他是比老三届晚一茬的，1958年出生在陕北延川、受过不少北京知青影响的业余作家，出版了三部书。采访他时，他给我讲了帮一个北京知青遗孤找父母的事情。
插队知青(柏雨果 摄影)
有一个北京知青留在陕北的遗孤，叫虹虹，找到他，求他帮着找父母。虹虹已经22岁了，70年代被父母寄养给陕北一家老乡，再也没有音讯。她成了黑人黑户，养母含辛茹苦养大了她，但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朝不保夕，一旦撒手西归，叫虹虹一个弱女子今后如何过呀!
采访阳波时，阳波说：“我看着可怜的虹虹，觉得别无选择，连说，我帮，我一定帮你找到父母。”
就这个小小的承诺，竟耗了阳波三年时间，花光了家中仅有的3000元，奔走呼唤于延安至北京之间。
1992年盛夏的北京之行，极不顺。在绥德转车，钱包被扒手偷了，多亏上衣口袋还放了点钱。地址也被偷了，只记得府佑大街，到了北京，一家一户敲门，遭人白眼，更有人骂他神经病……当时的阳波，心急如焚，胡子拉碴，头发长，衣服脏，满嘴的燎泡，还受到警察的怀疑，被带手铐押进派出所。后来听他说是自费为北京知青的遗孤找父母的，两个审讯他的警察很为感动，竖起大拇指，“陕北人对北京知青真是太好了，太了不起了。”硬拉着他，请他吃了一顿饭，那一顿饭阳波吃得很饱。
后来《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阳波为虹虹寻找父母写的报告文学《她向北京呼唤》，轰动了全国，200多封信，雪片似地飞到虹虹手里，从百里外到延川来慰问的多达212人。终于，艰巨的付出有了回音，虹虹的生父来信了，父女终于团聚了。
关心虹虹的人太多了，延川县副县长薛天云特批，解决了虹虹的户口，并安排了工作，给了安置费。还有许多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史铁生、孙立哲、陶正都为此事操劳。而令人悲痛欲绝的是养育了虹虹二十四年的养母刘淑梅，才49岁就猝然离世，她是带着遗憾走的。现在他们父女团圆了，这个一生受尽苦累的善良的伟大的母亲也该合上眼了。
浪漫与现实的差距是太大了，爱的结局竟如此悲惨，留在黄土地上的孽债，竟是如此沉重。
阳波本来是要与我们同行去陕北拍片的，在出发式上和制片人王克良合了影，可他任职的《陕西人口报》，工作太忙只能放弃了。
说到救助，帮助北京知青的后代寻找父母的，还有一位黑明．黑明出版的100名知青的摄影集《走过青春》，造成轰动影响，引来一位姑娘袁京红找上门来。
小京红一岁多时，母亲随知青返城大潮回到北京，丢下她和当农民的父亲，和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从她呀呀学语叫妈妈时，就没见过妈妈。长大了她才知道，妈妈在北京，她常想母亲是个什么样?北京是个什么样啊!希望有一天能有人带她回到北京看妈妈。小京红的痴盼亲情深深打动了黑明，他决心帮她圆这个梦，当黑明的《妈妈，你在哪里?》的摄影报道刊出后，袁京红终于回到了梦牵魂绕的北京，见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日思夜想的母亲。这时，黑明这个坚强的陕北汉子流泪了。
苦涩艰辛的漫漫岁月中，有爱的温馨，爱的甜蜜，人性的光辉，生命的灿烂，但还有不幸的遭遇，和永久的创伤。其中有由于家庭出身、经济条件及环境艰辛等原因，被迫违心的婚嫁；有因为孤独和寂寞，只顾眼前的选择；有企图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么偏僻、封闭、贫瘠的土地上，爱的鲜花过早凋落，爱的小苗扭曲而畸形，极少结出甜蜜的果，留下的多是离异的悲剧，是知青遗孤们撕心裂肺呼唤父母的声音。
上海老三届著名作家叶辛以一部《孽债》震动了上海滩，震动了云南的椰林山寨，而黄土地上为北京知青留下的子女找父母的几则感人肺腑的故事，却从另一侧面，使你感到黄土地的博大胸怀和厚重情感。当年，黄土地以贫瘠的胸膛收留保护过知青，以丰沛的奶水养育过他们，后来又以无私的爱卫护着他们留下的后代。这一切使人深深感到，岁月易逝，而爱会永存人间。
《老三届采访手记》
留守黄土地的人
王胜利在他半山腰的宿舍门前（黑明 摄影）
在延安，找一个叫王胜利的北京知青，他是北京七十七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插队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一次打柴不慎滚沟，摔断了右腿。我们是慕名而来找他的，《南方周末》发表过他的生活照，其中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使人震撼。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回北京到动物园去照大门。”问：“为什么?”答：“老虎有肉吃，我也有肉吃。”
当去实拍时，剧组专门给他买了五斤肉和几斤水果。问到这段话，他就是不愿承认，问急了，就说：“我说了也不能登在报上呀!”
他所在的延安汽车修配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工资都发不下，他抖着自己的衣服说：“你看我像不像个要饭的。”不足 48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稀疏，牙也掉了。摄像机从窑里扫过，除了一台破旧彩电，纯粹一个贫民窟。
“1996年时日子才苦，上山挖野菜……”用他的话说，比插队时还苦。好在他精神不倒，侃侃而谈，一口京片子，头头是道。他的口头禅，先是一句“你不知道”，然后才开始说话。从中央电视台有多少个频道，到中国足球队连遭失败，没有他不知道、不关心的事。说到得意时，就说：“我也是当官的料呢。插队时给我官，我不干，我身体弱还受了伤，要当官，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开会，我哪能行，如果干，现在还不弄个县长干吗?!”……
他的女儿蹦跳着回家了，此时的王胜利才露出难得的慈祥的笑容来。问她的女儿，“北京好，还是延安好?”女儿说：“北京好，北京是首都嘛!”
王胜利的女儿已是北京户口了，十几岁的小女子也颇有志气。说：“我到时把我爸我妈都接回北京去。”
王胜利听了，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一脸的自豪，一脸的幸福。
他的窑在半山腰，荒凉崎岖的小道，一路坎坷。送我们走，他送得好远好远。
李守泽和他有北京户口的儿子（黑明 摄影）
到延川县永坪镇，我们拍摄在公路道班干养路工的一位北京知青。工友们都喊他罗锅子，他的名字李守泽好像被人淡忘了。他1949年出生，是北京清华园中学初六八届的，插队到延川冯家坪。他背驼算是残疾，谁知也没躲过这上山下乡运动。住一孔还算宽展的窑，娶了陕北婆姨，生下一子二女，工资虽不高，比起一般效益差的企业，还算过得去。公路段因他能吃苦耐劳，还评过他先进个人呢。
虽然日子过得一般，儿子却长得壮实健康，两个女儿也水灵，我们几个不由得都感叹，陕北水土养人。他指着儿子笑眯眯地说：“儿子已是北京户口了。”问他还想不想调回北京，他说，这一辈子就留在陕北了，回去也没啥干呀!
李守泽是沿着这条路来到陕北的，现在他成了这条路的养护人，这条路浓缩着他的一生。岁月无情，生活艰辛，望着他弓腰驼背走过来时，我一下感到了无比的沉重，他的身影不正是整个一代负重的老三届人的象征吗!看着那满脸的风尘沧桑，以及憨厚的笑容，我感到心在打颤；握着他那关节暴突，粗糙有力的大手，我感到一种力量在激励着自己，这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就是一粒平凡的最不起眼的，愿意让人踏在脚下的铺路石吗?!
赵纯惠和他的丈夫及子女们 黑明 摄影
而拍摄至今还留在宜川县寿丰乡的赵纯惠时，更让我经受了一次强烈的感情冲击。赵纯惠，北京九十九中初中六八级，是一位能歌善舞、成绩优良的学生。1969年插队宜川寿丰，就是那一年，和她一起来的同学都回北京过春节了，她因为没钱，留在了边远的山村，极度的思念亲人，一下子使她精神分裂了，成了精神病。北京家里无力抚养，只能留在陕北，公社设法给她安排，让她嫁给了一个跛腿的残疾人。于是，她就这样被永远地插队落户了。
赵纯惠纳鞋底
赵纯惠被叫回来，在她头发全白的丈夫指挥下，一会儿洗涮锅，一会儿扫地，全是盲目地做着样子。邻居一位女伴拿来一鞋底让赵纯惠纳，她拿在怀里，竟然一改前面痴呆麻木状态，熟练地一上一下纳了起来。听周围的人说，她犯病时有时发呆，有时乱跑，她丈夫还打她，看着她在男人的呵斥声中不知所措、战战兢兢的神态，我们只能慨叹命运的不幸和历史的悲哀了。
拿出赵纯惠当年插队时的照片，一副英姿飒爽、气概不凡的女知青形象，怎么也和眼前这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满脸皱纹、灰暗的邋遢婆姨联系不起来。
赵纯惠 洗涮锅
当镜头对准她时，她仍痴呆着，怎么叫她都不吭声。还是从北京来的老知青，不停地对她说：“老同学来看你了”，她才似乎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唤起了一点记忆。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她眼睛活动了，忽然一亮，看到了剧组的依维柯车，轻声而胆怯地说： “你们有车，可以回北京”。问她：“你想回，带你一起回。”她一下陷入茫然中，突然着急地说：“队上还没结算呢！”说完就忙低下了头……
多么可怕，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年前，停留在发病的根上，一句“队上还没结算”，还掂记着分不到钱没法回家，这一句让我痛苦哽咽，难以言声。周围的几个老三届眼泪都不由得流了下来。接着赵纯惠好像清醒了一些，给组剧签了名，“赵纯惠”三个字写得端庄清秀，看得周围好几个陕北女子、婆姨们不停地惊奇咂舌，她还谦虚一句：“写不好。”完全流露的是学生时代的纯洁。
在北京的学生时代，她原来是最爱唱歌的，在大家不断劝说下，也可能听懂了大家说的不花钱可以带她回北京，这诱发了她深藏心底那铭心刻骨般的一丝没有泯灭的希望。她忽然大声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的“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 。一下子，全场静得令人发瘆，那苍凉中带点稚气的嗓音，听得我浑身打冷颤。多么强烈的反差呀！上山下乡带给她这么悲惨的结局，难得她的记忆深处，竟是“多么温暖……”这几句歌词!
不知谁在感叹：“疯了好，疯了不做噩梦!”
我听了未敢苟同，她也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噩梦里。这时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压抑不住要大声呐喊的冲动。
从寿丰乡返回时，遇雨雾封山，依维柯车在一边是崖，一边是看不清的深沟的盘山路上滑行。雨中的黄土变成胶泥，一刹闸就打滑，有时一滑就是一米多，多次车临悬崖边，真是险到极处。这段山路叫老虎梁，剧组人员的心情从对赵纯惠的同情悲痛中变成了老虎梁遇险的惊悸恐慌。这一天心里耽着多少沉呀！
朱文杰 ： 1948年10月出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文章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朱文杰著 来源 “老西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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